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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丁才仁:“涉藏金石总录”课题实施情况与涉藏金石铭文研究现状
浏览:8186来源:未知作者:未知时间:2022-01-22

2014年5月,“涉藏金石总录”项目列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重点科研课题,并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馆组织开展课题研究。课题组以抢救、保护、传承、弘扬涉藏金石文献为宗旨,计划用十年时间对我国境内现存涉藏金石资料进行一次全面普查、登记、拍摄和传拓,以抢救、保护珍贵的濒临消亡的金石文献资料。这也是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发掘、整理涉藏金石文献,以传承和弘扬民族优秀历史文化,充分展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一、涉藏金石文献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布地域广泛,内容丰富,特色鲜明

涉藏金石文献是中华民族金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受到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为实施相关课题创造了有利条件。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金石学的蓬勃发展,有关部门非常重视金石文献的发掘、整理和出版工作,先后出版了《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全101册)、《历代石刻史料汇编》(全16册)、《地方金石志汇编》(全80册)、《中国西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全10册)、《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全20册)、《甘肃金石目录》(90卷)等。在这些全国或地方性出版的金石文献中,与藏族历史文化有关的金石文献内容占相当大的比例,如《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五台山碑刻》《西域碑铭录》《陇右金石录》《武威金石录》《御制平定青海告成太学碑》《罗藏散丹墓碑》等,这些涉藏金石资料为我们开展课题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居住在青藏高原地区的藏族与周边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的历史悠久,故涉藏金石文献分布十分广阔。涉藏金石文献在国内主要分布在西藏以及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有关地区。在北京市、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山西省、陕西省、河南省、辽宁省、山东省和上海市等省市自治区也有许多涉藏金石资料,其中,以北京市和河北省境内居多,且比较珍贵。涉藏金石文献资料在国外分布在西喜马拉雅地区,如阿富汗境内的瓦罕走廊恰普达热石刻(8-9世纪),瓦罕走廊瓦罕河谷上游佛像题刻(8-9世纪);巴基斯坦境内的吉尔吉特达尔阔特石刻(8-9世纪);巴控巴尔蒂斯坦境内的巴尔蒂斯坦西噶摩崖石刻(8-9世纪)、巴尔蒂斯坦斯卡杜私人收藏石条(8-9世纪)、巴尔蒂斯坦曼斋摩崖石刻(8-9世纪);印控拉达克地区的拉达克卡茹佛塔题刻群(8-11世纪)、拉达克阿齐寺附近石刻群(8-11世纪)、拉达克卡拉孜石刻群(8-11世纪)、巴勒戍堡石刻(11世纪)、协五方佛摩崖石刻(10世纪)、拉达克协弥勒摩崖石刻(10世纪)、拉达克列城弥勒石刻(10-11世纪)、拉达克唐孜石刻(9世纪)、郭造像碑(10世纪)、拉达克努拉河谷石刻群(8-11世纪)等。这些涉藏金石文献所用刻写文字主要有藏文、汉文、蒙古文、满文、梵文、西夏文、八思巴文、弥雅文、粟特文、夏拉达文和阿拉伯文等。

涉藏金石文献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献载体,其雕刻方式和文字各具特点。就碑刻方式而言,有藏文或汉文或蒙古文单体碑;汉文藏文合璧或蒙古文藏文合璧的双体碑;梵文、蒙古文、藏文、汉文合璧四体碑(如内蒙古五塔寺塔座、五台山嘛呢石碑);满文、汉文、蒙古文、藏文合璧四体碑;梵文、藏文、蒙古文、汉文、弥雅文、八思巴文合璧六体碑(如敦煌莫高窟嘛呢石碑)等。单体字、双体字石碑主要分布在西藏、青海、甘肃、四川和内蒙古地区;满文、汉文、蒙古文、藏文合璧的石碑主要分布在北京地区和河北地区,这与北京、河北所处历史文化地位有关。石碑文字可谓形态各异颇具特色。就藏文而言,有“乌坚体”(即楷体)和“乌梅体”(即行书),但碑文所用文字绝大多数为“乌坚体”,书写比较工整,容易辨认,也有少数像洛扎摩崖石刻那样字体比较潦草、不易认读的刻文,给研究工作带来一定难度。关于藏文字体的特点和风格,西藏社会科学院巴桑旺堆研究员认为,“从字体特点来看,石刻文字与敦煌古藏文文书字体属于同一时期,风格十分古朴,许多特征相同······敦煌文献和石碑文字均为一千年前的文字,二者的语法、语言风格以及字形特点等都具有相同的特点”。这就是说,古代西藏金石铭文上的藏文字体及其词组、语法和行文用语等方面,仍保留了敦煌藏文文书的特点和风格,为研究古代藏族语言文字、语法词组,以及现代藏语文的发展与变迁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二、涉藏金石研究成绩卓著,人才辈出

文献是将知识、信息用文字、符号、图像、音频等记录在一定物质载体上的结合体。结合藏文传统文献来讲,藏文文献大致可分为金石铭文类、写本手卷类、竹木简牍类、大藏经类(《甘珠尔》《丹珠尔》)和文集著作类。前三者是吐蕃时期的文献,其余大部分是后弘期至21世纪所形成的文献。涉藏金石文献,既涵盖吐蕃时期的金石铭文,也包含后弘期乃至民国时期的金石铭文。因此,它的历史非常悠久,内容丰富,历来是学界高度重视的珍贵文献,研究成果丰硕。成书于1388年萨迦·索南坚赞所著《西藏王统记》、成书于1434年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所著《汉藏史集》、成书于1564年巴俄·祖拉陈瓦所著《贤者喜宴》三部藏族史学名著是最早引用金石铭文的著作。在这三部著作中分别收录了唐蕃会盟碑、达扎路恭记功碑和桑耶寺碑的铭文,开创了藏族学者引用金石铭文研究历史的先河。近代金石学家罗振玉、罗常培分别对唐蕃会盟碑和拓片进行考释,其研究成果收录在《西陲金石录》中。民国末年张维编著的《陇右金石录》著录甘南藏族自治州境内的碑刻资料14种,被当代学者称之为“搜罗广博,为研究西北金石者所不可不备之书”。1934年,姚薇元在《燕京学报》第15期发表《唐蕃会盟碑跋》介绍了相关情况。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藏学研究的深入,涉藏金石铭文研究出现蓬勃发展的局面。1982年10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王尧的《吐蕃金石录》,收录碑刻10通,铭文3件。其中的唐蕃会盟碑被国外藏学研究者誉为“亚洲重要碑刻之一”。每件碑刻均有录文、解题、译文和考释。1993年,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谢佐的《青海金石录》,收录了青海地区100多处摩崖石刻。1993年8月,民族出版社出版黄颢的《在北京的藏族文物》,主要介绍了北京地区与藏族相关寺庙,故宫雨花阁、瀛台,颐和园佛香阁,密云番子村,附录藏文碑文17通。这些碑文的内容与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间的政治、宗教、文化有关,与藏族高僧来往内地并传播佛教有关。2001年10月,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吴景山的《甘南藏族自治州金石录》,收录石碑、摩崖、钟铭、瓦砚及文书120种、拓片16张。2012年4月,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恰嘎·旦正的《藏文碑刻研究》(藏文),收录西藏、甘肃、青海、云南、北京等省市自治区的涉藏金石文献共计103通。其中,吐蕃时期碑文26通、分裂割据时期碑文6通、明朝时期碑文11通、清朝时期碑文54通、附件6通。各章节设有独立的碑文书评,是目前笔者看到的唯一用藏文撰写的涉藏金石专著。2014年7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国家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所编《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藏族卷·铭刻类),收录圣旨敕谕碑类汉文碑22通、藏文碑21通,功德记事碑类汉文碑2通、藏文碑3通,建寺修塔碑类汉文碑1通、藏文碑9通,墓志墓地碑类汉、藏文各1通,捐资布施碑藏文碑7通,石刻类汉文碑1通、藏文碑8通,铭文类藏文碑4通,其他类汉文碑2通、藏文碑5通,共计87通,是目前收录青海地区涉藏金石资料最全的一部专辑。2016年7月,四川省阿坝州政协刊印内部资料《阿坝州碑刻资料辑录》,分为存世碑刻篇和文献碑刻篇,收录了阿坝州所属各县碑刻255通,其中,存世碑刻186通(汉藏合璧石碑3通,藏文碑2通),地方志及拓片69通。2017年6月,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郑炳林、马振颖的《舟曲金石叙录》,分碑刻类,陶瓷、金器类和碑刻研究三部分。其中,收录碑刻37通,有汉文录文与注释,未发现藏文碑文,但部分碑刻与藏传佛教文化有关。2014年9月,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吴景山的《安多藏族地区金石录》,收录144通涉藏碑文,其中,藏汉合璧碑文10通,石刻六字真言2件(分别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托里县博物馆、特克斯县博物馆)。2019年5月,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四川省阿坝州编译局、民族宗教委员会所编《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四川阿坝藏族卷》,收录铭刻类44通,其中石碑11通、石刻3通、版刻11件,其余为题记、擦擦、石桩等。可以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各级政府和广大学者高度重视本地区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文化建设方面的投入愈来愈多,为有志于发掘、整理和研究民族文化的专家学者进行发掘、整理、研究诸如涉藏金石铭文这样的珍贵民族文化遗产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前所未有的契机,陆续整理出版了一系列有较高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的著作,成绩令人鼓舞,催人奋进。

在涉藏金石铭文研究领域取得如此重要成果的同时,有关专家学者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了选题广泛、资料充实、研究深入、学术价值高的大量学术论文。这些论文有些是早期刊发的探索性研究成果,见证了涉藏金石学科的探索历程;有些是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有所创新且有所发展的论文,丰富和发展了涉藏金石学的内容;有些是最新发现的涉藏金石文献的研究成果,为涉藏金石研究推陈出新推动学科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据课题组初步统计,自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初,国内学者用汉文、藏文撰写发表涉藏金石论文300余篇,其中,汉文论文约占2/3。这些论文应用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和社会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研究方法,对国内外涉藏金石铭文进行了多层次全方位的深入研究,选题广泛,内容丰富,成果丰硕,集中反映了1949年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老中青藏学家对涉藏金石研究方面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也反映了我国涉藏金石铭文研究从某一学科、某一局部、某一领域,逐渐扩展到多学科全方位多领域的发展历程,是涉藏金石铭文研究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成果,充分展示了我国学者的综合素质和研究能力。

为了全面系统回顾和总结我国涉藏金石领域所取得的成果,课题组从近300篇涉藏金石论文中精心遴选出近240篇汉藏文论文,拟结集出版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这也是涉藏金石领域首次出版的文集,对推动该学科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目前我们挑选的论文来看,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选题范围和研究领域从局部、某区域、某领域逐渐拓展到全方位多领域,拓展了涉藏金石铭文研究的深度和广度。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学者们所关注的领域主要集中在西藏自治区境内吐蕃时期的碑刻铭文,如西藏境内的唐蕃会盟碑、恩兰达扎路恭纪功碑、谐拉康碑、赤德松赞墓碑、桑耶寺兴佛证盟碑等,其中有关唐蕃会盟碑的研究论文最多;北京地区的若干重要涉藏碑文,如雍和宫御制喇嘛说碑、雍和宫碑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各级政府和广大学者对民族文化的重视,其研究领域从原来的局部、某区域扩展到西藏及涉藏州县,以及内地省区市的金石铭文、摩崖石刻、佛塔、墓碑、版刻、题记、印章等众多领域,发表了大量有代表性的论文。二是研究队伍从老一辈的学者逐步过渡到以中青年为骨干的人才队伍方面。老一辈学者主要有:西藏社会科学院恰白·次旦平措研究员、巴採·巴桑旺堆研究员,北京大学宿白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王尧教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陈庆英研究员,兰州大学吴景山教授,西北民族大学高瑞教授,青海民族大学恰嘎·旦正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黄颢研究员等。这些老一辈藏学家长期从事涉藏金石铭文研究,治学严谨、成绩卓著,为涉藏金石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做出了重大贡献。中青年学者主要有: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夏格旺堆研究员、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夏吾卡先副研究员、西藏大学张虎生教授、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霍巍教授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冯智研究员等。这些学者作为中青年新生力量和业务骨干,从考古学、历史学、金石文献学的角度,对涉藏金石铭文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发表了众多有代表性和创新性的论文,其中,有些论文涉及境外涉藏摩崖石刻、碑文等方面,填补了我国该领域研究的空白。三是最新发现的国内外涉藏金石铭文得到重视和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该领域的研究内容。近年来,随着相关部门在涉藏地区开展各种文物普查工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陆续在西藏和涉藏州县新发现了不同载体、不同内容、学术价值高、弥足珍贵的涉藏金石文献。如在西藏自治区境内新发现的拉孜县昌庆石碑、普兰县石碑、日喀则吉隆县《大唐天竺使出铭》、林周县春堆乡境内发现的嘉吉石碑,四川省甘孜州石渠县境内发现的吐蕃时期的石刻文,青海省玉树州境内先后发现的布囊巴那则吐蕃摩崖石刻、称多县歇武乡摩崖石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昭苏县境内发现的平定准噶尔勒铭碑(又叫格登碑)等。其中《大唐天竺使出铭》于1990年6月被发现,记载了唐朝左骁卫长史王玄策于唐显庆三年(658年)数次出使西域至印度,印证中印交通中的“吐蕃一泥婆罗(尼泊尔)道”的存在。平定准噶尔勒铭碑用满文、汉文、蒙古文和藏文书写,记载了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政府平定准噶尔部首领达瓦齐叛乱的经过和功绩,是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历史见证,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国外学者关注和研究的焦点主要是吐蕃时期的碑文。19世纪80年代,英国人布希尔对唐蕃会盟碑进行了初步研究,其后英国学者黎吉生、瓦德尔,德国学者弗兰克,意大利学者图齐,美国学者李方桂、柯蔚南,日本学者佐藤长、山口瑞凤、内藤虎次郎,印度学者金那等都对吐蕃碑文进行了研究。其中黎吉生、李方桂和弗兰克的成就比较显著。黎吉生先后在《皇家亚洲学会学报》发表了《谐拉康藏文碑文》(1952年)、《工布碑铭考》(1972年)、《噶迥寺碑铭考》(1973年)、《早期吐蕃碑铭文献集》(1985年)等多篇论文。美国学者李方桂在《通报》发表了《821—822年唐蕃会盟碑考》(1956年),在《匈牙利东方学报》发表了《唐蕃会盟碑的一个问题》(1983年)。1987年,李方桂及其弟子柯蔚南合著《古代西藏碑文研究》一书,内容分导论、碑铭文献和碑铭文献词汇表,重点介绍了唐蕃会盟碑、雪碑(恩兰达扎路恭纪功碑)、桑耶寺碑、工布石刻(第穆萨摩崖石刻)、琼结桥碑、赤德松赞墓碑、谐拉康碑铭、楚布寺碑、噶迥寺建寺碑、桑耶寺钟铭文、昌珠寺钟铭文、叶尔巴寺钟铭文、洛扎摩崖石刻和敦煌石窟。后来该书由王启龙教授译成中文,2006年7月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弗兰克将在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发现的涉藏碑文和摩崖石刻汇集成册,用德文手写《西藏南麓藏文石刻历史文献初编》(以下称《初编》)一书,收录89通藏文碑刻目录。其中,12世纪以前主要记载雕佛塔人名字的文献35通(个),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巴尔蒂斯坦发现的涉藏碑文和摩崖石刻。1904年,弗兰克在印度拉达克发现了拉喇嘛益希沃父子时期的藏文石碑,对其进行研究后在《印度西藏文物》发表了相关论文,被认为是近现代以来最早关注和研究涉藏金石铭文的国外学者之一。2013年,印度学者金那将弗兰克的《初编》译为英文,取名为《喜马拉雅拉达克地区石雕和摩崖石刻方面的藏文历史文献初编》。后来金那又在《初编》基础上主编《西藏南麓石刻和摩崖石刻藏文方面的历史文献再编》,增收55名石刻人的名字,12世纪以前的古藏文11篇。其中,金那将比较重要的文献进行研究后撰写了《西藏南部考古》一文,在《印度文物》杂志上连载。1998年,金那编《喜马拉雅拉达克地区藏文手抄文本与石刻目录》一书,收录藏文石刻、摩崖石刻和壁画等49通(个)。另外,日本、阿富汗等国家的学者依据弗兰克整理的基础资料和其他获得的线索,对喜马拉雅地区的涉藏金石文献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发表了若干论文。从目前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德国学者弗兰克、英国学者黎吉生和美国学者李方桂对涉藏金石的研究比较重视,成绩也相对突出,代表了西方藏学家对西藏金石铭文研究的最高成就。

三、实施“涉藏金石总录”课题的基本思路与规划

鉴于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和研究,涉藏金石研究领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些重要研究成果和基础资料缺乏系统总结、归纳、整理和出版,给藏学研究工作特别是地方文化建设事业,以及热衷于涉藏金石铭文研究的有识之士带来不少困难。系统总结和回顾国内外学者特别是我国学者在涉藏金石铭文研究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显得尤为必要。有鉴于此,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馆(以下称藏研中心图书馆)承担的“涉藏金石总录”课题得以实施且取得了初步成绩。

根据课题实施方案,本课题名为“涉藏金石总录”。“涉藏”主要包含四方面的内容:一是与西藏及其他四省涉藏州县有直接关系的金石铭文;二是与西藏及其他四省涉藏州县有间接关系的金石铭文;三是与西藏及其他四省涉藏州县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却用藏文等多种文字合璧石刻的金石铭文;四是包括藏族在内的各民族杂居地区的金石铭文,等等。具体讲,我们所收录的范围主要有:敕谕碑、会盟碑、纪事碑、颁赏碑、封赠碑、祭祀碑、墓志铭、牌匾、铭文,以及摩崖石刻与规模大且有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嘛呢石刻等。“总录”,简而言之就是“资料汇集或文献集成”,是指自吐蕃时期至今在我国境内发现的涉藏金石铭刻,对照原文的内容、格式和其他特点,按标题、图文、录文和解题四部分进行无差别化录入、排版,确保文献的真实性、原始性以及学术价值。从目前所取得的初步成果来看,基本可编纂《涉藏金石总录·西藏卷》《涉藏金石总录·青海卷》《涉藏金石总录·四川卷》《涉藏金石总录·甘肃卷》《涉藏金石总录·北京卷》和《涉藏金石总录·综合卷》(综合卷主要收录分布在内地其他省市自治区的为数不多且难于成册的涉藏金石铭文)等,以期将分布在这些省市自治区的主要涉藏金石文献加以全面发掘和整理。与此同时,我们还计划出版《涉藏金石铭文研究文集》(分汉文、藏文两种文集),使“总录”与“文集”相互借鉴、相得益彰,能够较全面系统地介绍和掌握目前我国境内的主要涉藏金石铭文的分布情况、文物等级、保存现状,以及研究成果等方面的基本情况,为进一步保护、整理、研究和开发利用涉藏金石文献,继续深化藏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展示我国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平等相处、相互尊重、团结互爱和家国情怀等方面的情况,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发掘、整理、出版涉藏金石文献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从历史上看,藏族社会立碑记事的历史由来已久。成书于8世纪的藏族史学名著《五部遗教》之“国王遗教”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祖拉康(佛殿)竣工之时,千户百姓皆齐聚在一起,将珍贵的石头上冷冻冰环,而后恭敬送至国王尊前,再由技艺精湛的石匠们将其雕琢为金刚石般坚硬石头,继而由神变的石匠手持錾刀雕琢研磨,锻造出形制优美的立碑,刻记父辈与祖先之事迹和国王之遗教。”该书还就石碑所刻记的内容分为“国王之善行”“王室大业之墓碑”“造像立佛之佛殿”和“重要的石碑”等4种,且立碑当日“千户百姓”还要举办盛大的“赛马及载歌载舞”,以示庆贺。这段文字是笔者所发现的有关藏族石碑渊源及功能方面最早的记载。在此明确了两个问题,一是藏族社会立碑记事的历史自8世纪即吐蕃时期就已盛行,且在后来风云跌宕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未曾间断、延续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二是立碑记事的主要目的是与秦始皇时代“刻于金石,以为表经”一样,主要记刻当时重要人物的事迹、重要佛殿塑像情况,以及其他重要事件。作为具有如此悠久历史传承的特殊文献载体,其文献价值和文化价值自然也非同一般。

首先,涉藏金石文献是证史、补史、存史资政的重要资料。代赵明诚《金石录》序中指出:“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史,而刻辞当时所立,可信不疑”,说明了金石文献的重要性和可靠性。我国金石学家陆和九在《中国金石学》中也指出:“欲考历代种族之区别,疆域之开拓,社会之习尚,文化之变迁,宗教之流传,均宜取资金石以为佐证。”诚然,金石文献作为一种独特文化载体,所记述内容往往是当事人记录当时社会真实发生的种种情况,其文献价值是其他文献无法替代的,正是这个原因,金石铭文文献历来受到广大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通过发掘整理和研究有关金石碑文文献,揭示了大量重大历史事件和重大历史问题。如位于拉萨大昭寺门前公主柳下的立于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年)的唐蕃会盟碑,记录了唐朝与吐蕃政权以舅甥情谊会盟立誓、信守和好、合社稷为一家的内容,揭示了藏汉民族的交往和友谊由来已久的历史;位于西藏林芝市米瑞乡的“第穆萨摩崖刻石”,记述了赤德松赞时期吐蕃王朝与工布小邦“重申旧盟,再接新好”的历史和当时西藏社会生产生活情况;位于北京雍和宫的立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著名的御制喇嘛说碑,告诫子孙后代“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根本宗旨,同时对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弊端提出整顿和改革思想,形成了以“金瓶掣签”来认定转世活佛的制度,而且这个制度延续至今,成为我们认定藏传佛教著名活佛的重要制度环节。还有涉及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方面的碑文,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立于河北省承德市普陀宗乘之庙的“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碑”“平定准噶尔勒铭碑”,前者记叙了土尔扈特蒙古部族在远离故土140多年之后,经过万里跋涉,重返祖国的过程,展现了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精神;后者记述了乾隆二十年(1755年)2月,清朝派兵平定在沙俄唆使下分裂祖国、进行武装叛乱的准噶尔部蒙古贵族首领达瓦齐之乱,并取得战役胜利的情况。凡此种种,这些西藏和其他民族地区所发生的涉及政治制度、边界疆域和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的重大历史史实,如果缺少这些重要碑刻铭文资料,仅靠书籍文献所载只言片语,很难如实、准确、详细地廓清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大历史问题。因此,涉藏金石铭文文献真实地记录当时社会史实的特点,最大限度地补充和完善了书籍文献所载不足和缺陷,其学术价值无可替代。

其次,涉藏金石文献见证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从内容来看,上起吐蕃时期下讫民国时期,涉及吐蕃王朝与中原政权、历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往交流的历史;涉及西藏与其他四省涉藏州县的宗教、政治、历史以及社会生产生活各方面情况;涉及我国民族杂居地区的各种文化相互影响、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历史;涉及抵御侵略维护国家边疆稳定,促进民族团结的历史;涉及我国与周边国家和民族之间开展商贸友好往来的历史等。从分布特点来看,除了西藏及四省涉藏州县外,相当数量的涉藏金石铭文分布在北京、河北、山西、陕西等十几个内地省份,说明藏族文化历来是一种包容性强、兼容并蓄的文化;说明了西藏及四省涉藏州县自古以来与中原地区,特别是与历代中央政府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关系密切、往来频繁的历史,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政治上的上下隶属关系等。

第三,涉藏金石文献是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资源,必须得到切实保护。由于历史和自然等方面的原因,涉藏金石铭文文献大部分分散在古寺名刹、悬崖峭壁、高山河谷、荒郊野岭、村寨沟边,以及衙署、书院等地方,其中许多珍贵金石铭文由于年代久远、自然损毁、人为毁坏、重视和保护力度不够等原因,有些已消失或毁灭,有濒临灭绝和失传的危险,如果这些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料一旦遭到损坏,将对民族文化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因此,本着对历史负责、对民族文化负责的态度,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抢救和保护,让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世代传承和发展下去,惠及后世。涉藏金石课题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工作思路所采取的具体举措。多年来,课题组先后奔赴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及内蒙古等地开展实地调研和资料采集工作,传拓、拍摄和复制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涉藏金石资料,同时与国家图书馆,西藏自治区博物馆、图书馆、文物局,日喀则市石刻艺术博物馆,阿坝州政协、编译局,兰州大学等单位合作,收集了一批涉藏金石资料,特别是国家图书馆所藏260余通涉藏金石资料,多为分散在内地的重要石碑铭文的拓片,来之不易,异常珍贵。全面系统收集整理涉藏金石文献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工作,也是一项光荣、令人自豪的工作。能够参与并完成这项任务,幸莫大焉。


文章来源: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2022-01-21